最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同欢乐谷的过山车。转到高处，车上的人惊呼：太高啦！俯冲下来后，又有人抱怨：太快啦！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了健身房的沙袋，谁路过都可以痛打两拳再飞踹一脚。
我觉得，在说清楚我们反对什么的同时，还必须说清楚我们支持什么。否则我们就成了怨妇，而非负有建设性的公民。
1. 我支持短期内适度增加土地供给，但我不支持把土地变现的绝大部分收益留给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土地变现之后，很多时候不把钱用来投资学校医院和改善民生，而是用来盖大楼，装门面，补贴跨国公司（美其名曰“招商引资”），更不用说因为天高皇帝远而产生的更加肆无忌惮的腐败。幸亏《同一首歌》被央视拿下了，否则用不了多久，中国每个县级市都能来一台超级庆典。我们能办世界上最牛最绚烂的大party，却不愿去修建达到世界平均安全水准的相对结实的校舍。
2. 我支持要求部分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但我不认为这能从根本上解决地价居高不下、央企“动物凶猛”的问题。央企之所以可以在土地拍卖市场频频举牌，叱咤风云，是因为他们身后有国有商业银行组成的超级后援团。而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愿意成为它们的坚强后盾，除了政治安全之外，根本上还是因为它们依靠行业垄断权力而获得的超强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在这种依靠行业垄断获得超额利润的局面没有改变之前，把一些央企清出房地产市场只会像淋浴的喷头一样，水垢堵住了几个孔，其它的出水孔会更加汹涌。国有商业银行的自然选择一定是转身更加激进地支持那些仍然被允许继续从事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的央企。
3. 我支持商业银行在发放按揭贷款的时候采取更加保守和审慎的原则（因为我不希望看到美国次贷的一幕几年后在中国又一次上演），但我不支持关于第几套房可以按揭多少百分比的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更是坚决反对诸如“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房”这种回归“粮票时代”的做法。据说最近出现了一个新词叫“骗购住房”，买东西成了“骗”，举世罕见。其实，商业银行作为独立的金融实体（很多还是对股东负有受托人责任的上市公司），经过这么多年的洗礼应该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的风险评估体系。能不能给按揭、能给多少按揭，应该由银行根据自己的风险评估体系依照市场化的原则独立确定，而不应由政府越俎代庖。
4. 我支持商业银行在审核按揭贷款申请的时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在本地工作和生活的申请人，但是我不支持对外地购房者大门紧闭，更不支持把外地购房者同房地产投机等同起来。我们早已过了闭关锁“城”的年代，人是流动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也无论是自用还是投资，人为做出这种划定表面看是维护市场稳定，实质则是践踏市场原则。你去超市买肉馅，不能说只有当天回家立马包饺子的人才能买。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同样不喜欢那些游魂野鬼一样的炒房团，但我觉得应该让供需支配的市场给他们以教训，而不是试图依靠行政指令来“计划”供需的政府。
5. 我支持国家为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提供廉租房以及有计划地发展经济适用房市场，但是我不支持政府对中高端商品房市场进行过度的干预。都是住房，八千一平米和八万一平米的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政府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保证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公平供给上，而不是打压中高端的购房需求上。
6. 为了防止过度投机，我支持在房地产交易中征收资本增值税，但我不支持对于新购房产实施超过一年的锁定期。只要我们承认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市场属性，就应该允许买卖双方自由进出这个市场。锁定新购房产不让交易就和交通限号一样，是费力不讨好、并且在法理上难以立足的公共政策选择。相比之下，利用增值税杠杆来适度抑制投机性购买显然更加可取，这部分税收也可以用来更好地发展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市场，以便实现社会财富在一定范围内的有序平衡。
7. 我支持让富于民，藏富于民，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买到符合自己经济能力的住房，但我不支持大学生一毕业就急着买房当房奴。在美国，即使在高收入的华尔街，绝大多数年轻人也都是到了三十五岁以后才会开始考虑购房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生毕业生省吃俭用东拼西凑就为了买房结婚是非常病态和畸形的社会现象，这里面有家长（特别是女方家长）的责任。这个年龄应该背着包到处旅行直到花完最后一分钱。因为他们还年轻，一切都还在孕育，一切都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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